方松华：告别“依傍”和模仿，建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

【编者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方松华研究员看来，如何结束“五四”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依傍”，进而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启繁盛的中国原创的哲学时代，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下是他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演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尽管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并没有充分发挥引领时代先声的作用。如何结束“五四”以来对西方哲学的“依傍”，进而告别模仿的时代，开启繁盛的中国原创的哲学时代，这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紧迫任务，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的演讲，我就此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

百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回眸

先来谈谈中西知识谱系与文明的构建。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中一个强大的决定因素就是传统中国在古代世界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从中华文明的特点探究，传统中国知识谱系大体上以“成人”为目标，六经之学也以此为旨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安身立命与人伦秩序浑然天成，融合为一。

与传统中国规模巨大的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知识谱系，引领并成就了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谱系所衍生的文官制度和宗法社会，使得中国人在古代世界里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且超稳定地发展。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初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相比，还是与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它却生生不息。

自先秦起，作为中国古代知识谱系核心的中国哲学开启了思潮激荡、流派纷呈的局面，诸多原创的思想都产生于那个时代。儒、道、墨、法、名、阴阳等诸子百家贡献了中国学术文化不朽的经典，为我们存留了无数的经、史、子、集。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发展中，中国哲学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的思想历程。传统中国知识谱系的灵魂即是以儒学为核心，不断融合道家与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18世纪以前，与其说西方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不如说，中国文化给予西方思想界以更多的启迪。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的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甚至说：“早在四千年前，我们还不知读书识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今日拿来自己夸口的那些非常有用的事物了。”

与传统中国知识谱系相比较而言，古希腊文明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即开始了学科分类研究的自觉，由此开启了人类知识体系开创性、奠基性的大时代。亚里士多德将科学知识分为理论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实践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和制作科学（即诗学），特别是逻辑学和作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原创性建构，对后来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兴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崛起，一方面乃是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从英国的《大宪章》肇始，特别是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文艺复兴”为先导，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尤其是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在西欧兴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广泛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法律、国防、交通、城市等各个领域。无论是英国，还是稍后的德、法、美，在数百年历史变迁中，政治革命、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就了欧美国家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引领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新纪元。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浪潮使工业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在人类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更替中，西方世界一方面传承了古希腊古罗马先哲的知识体系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创造性地建构起人类普遍的近现代知识体系。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比较正式的分类从隋朝开始，是目录学上按照部类结集形式之不同所作出的区分，主要有“经”“史”“子”“集”四个“部”，“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包括了文史哲和农医百科等内容的混合。但直到晚清时期，中国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与门类，自然科学和逻辑学也极为薄弱，连“哲学”这个名称也是通过日本学者转译至中国，意指传统的儒家思想。

我国对于西学体系的大规模引进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他们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经历了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惨败，清朝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近代工业和军事装备。新文化运动以后，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知识更多传入中国。客观地说，这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得以更多借鉴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传统中国知识体系受到强烈冲击后，西方知识体系开始占据“主导”，以至于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编写中国哲学史或者说中国近现代的哲学家试图构建中国现代哲学新体系时，大多“依傍”乃至模仿西方哲学，学术自主性受到很大影响。

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

在20世纪30、40年代，曾经有一个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期，其中不但有“多元认识论”“新理学”“新心学”“新唯识论”这样融合中西哲学的新哲学体系的出现，而且还有浓厚西学意味却是中国哲学名称的经典之作《论道》的问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由此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创建时期，那些专攻佛儒或西哲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们开始热衷于融合中西哲学来建构自己的哲学新体系。其中以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论道等最为有名。

张东荪是现代中国第一个试图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也是较早涉及中西哲学形而上学核心问题的哲学家之一。在《新哲学论丛•一个雏形的哲学》中，张东荪融合了新康德主义、新实在论、佛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观念，构建了“泛架构主义”的宇宙观，并进一步提出了“层创的进化论”“多元的认识论”的哲学新体系。虽然张东荪开启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但是仔细考察，其创建的哲学新体系大体上还只是对于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模仿。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建构者。他从大学毕业就怀着东西文化这个巨大的时代课题，远赴美国研究哲学。冯友兰曾自述：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使自己与之相适应。冯友兰立志要致力于从哲学上解答这个问题，从1939年到1946年，出版了“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在这个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中，他一方面改造了程朱一派的宋明理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实在论特别是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新哲学体系的建构。

冯友兰自认既传承了中国哲学的道统，又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而创新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而上学。他特别意识到中国哲学形而上学与西方形而上学有很大的区别，由此提出了“新理学”的使命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冯友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中国哲学的精神介绍到了西方世界，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那么外国人则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需要指出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是中国现代哲学创体系时期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它实际上仍然是借鉴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思路和方法建构起来的。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金岳霖先生堪称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不仅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创体系时代，而且其《论道》《知识论》和《逻辑》等著作，铸成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经典之作。冯友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单列一章，评述金岳霖先生的论道体系确实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在金岳霖的论道体系中，已经不仅仅是简单模仿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而是旨在创立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其实，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1930）中，金岳霖就提出了“普遍哲学”是一种“空架子”的说法，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这里所论述的“普遍哲学”，即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部分，而《论道》正是根据这种哲学形态所建立起来的纯粹概念与思辨的哲学体系。

尽管上述学者的努力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看，他们仍然是依据西方哲学的范式与方法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新体系，因此，创体系时代最终也只能成为模仿时代。

建构繁盛原创的中国现代哲学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建立在对中西哲学特别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千年之交，国内一批学者强力主张将“being”翻译成“是”而不是“存在”，由此引发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理解的颠覆性的突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与主线。

尽管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哲学究竟是否有本体论这一点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对中国哲学形而上学或者说第一哲学的存在，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从哲学的开端处比较，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人提出太极作为哲学的开端，西方哲学以普遍的观念为开端，二者的取向和特征有明显区别。……中国哲学的开端比西方哲学的开端要更切近原始性。越切近原始性，想得就越深。”也有学者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的“道、太极、阴阳、有无、中庸”等最基本范畴的剖析，对中国哲学的开端或基点展开另辟蹊径的研究。正是这样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哲学属于中国的基本特质逐渐显露出来。更有学者在比较了古今中西哲学观念之后指出，虽然中西哲学形而上学有着显著差别，但是哲学的本源在于创制行为、反思、秩序和历史共时发生的事件，由此显示出“开端”的极端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原始的本性”最直接地置身于开端之中，而且因为开端处的事业或作品最切近地实现原始的本性并从而将“事情自身”的意义呈现出来。就此而言，开端的性质，不是历史学的，而是历史性的。

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在此我就不赘述了。总之，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当代中国哲学开始从“模仿的时代”进入“原创的时代”，这不仅消解了中国哲学历史上的一些难题，也进而可以深入探索中西方哲学的开端、形态、要义乃至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哲学”这样的元哲学问题，由此，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学术发展。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尽管我们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是毋庸讳言，依然存在“有高原、无高峰”的情况。不少学者整天忙于做课题、发论文，而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明传承者的根本作用。当然，不是说做课题、发论文就不重要，但是我们更需要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不能让哲学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和概念上。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求我们尽快告别模仿的时代，以开启当代中国学术的原创时代。在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要以交流互鉴的精神，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三种资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依然要坚持学习外部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则要巩固文化主体性，造就中国式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思想者小传】

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庙堂余音——近现代先秦儒家研究》《现代多元学术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沿》《中国马克思主义百年学术史研究》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